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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碳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实现碳中和的作用域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思考中，应该研判金融部门如何支持绿色转型的责任和实现路径。结合目前业务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主要有三个作用域：绿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转型金融。这三个领域积累、调整和发力，将构成新的金融生态——“零碳金融”。
绿色金融的概念有严格界定，也有明确的国际共识，这决定了其规模和覆盖面有限。绿色金融的主要产品是银行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前者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清洁能源，后者主要投向国有企业。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很迅速，但总体规模比较有限，一些深层次问题有待解决。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市场业务。当前，各界对碳金融问题比较重视，碳权、碳汇、碳配额等碳金融专业术语及讨论热火朝天。我国在多年试点基础上，正在设计和推出明确的碳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出台了相关的制度安排。碳金融市场在中国已经起步，如何吸引更多企业和投资者参与则任重道远。
转型金融是“碳中和”目标确定后金融业界面对的新挑战、新问题。当前，业界对它的定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有关研究也刚刚起步，但总体上说，转型金融就是为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清洁高效的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体系，金融市场应对做出的主体业务调整。为实现“碳中和”，并非只有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和低碳产业的“绿色金融”“碳金融”才有价值，金融业面对的整体挑战是：社会存在大量传统的非清洁、非绿色、非低碳，但正在转向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市场与机构该如何应对？扩大绿色金融份额之外，非绿色金融的业务体系和服务部门还能做什么，应不应该做出调整？答案其实非常清楚。相比绿色金融和碳金融，转型金融面临的挑战众多、规模宏大、压力巨大。在本质上，转型金融是金融市场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的所有能够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动调整性质的主体业务行为，主要体现为直接融资部门的绿色投资（权益金融）和间接融资部门的有目标指向性的转型金融服务（可持续信贷及金融工具）。
转型金融的覆盖面广、作用周期长、实施难度大，也正因如此才凸显其重要性。2020年全球排放约510亿吨准二氧化碳，其中工业（钢铁、水

泥、塑料等）占31%，电力占27%，农业占19%，交通占16%，居住（温度调节）占7%，绝大多数是传统非绿色产业的排放。如何对其提供低碳导向的绿色投资和可持续信贷，促进其转型实现“洗绿”“漂绿”“染绿”，最终步入绿色经济殿堂，市场机构和投资者对转型金融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二、绿色金融：体系初成，前程远大

绿色金融的核心是成熟金融机构借助成熟的金融工具，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推动力，包括绿色信贷、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品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多年来，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出台了多项制度，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绿色领域。2017年国务院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自治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有关部委联合发布最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初步建立。
绿色金融存在几个深层次问题：如何界定绿色产业和绿色客户（绿不绿）？如何做绿色评级（有多绿）？是否所有的绿色企业都是一样绿（绿多久）？此外，绿色金融的收益和成本估算等都比较粗浅。举一组有关绿色信贷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但只占到中国银行贷款总额的5%左右。此外，绿色债券发展迅速，但比重很低。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数据，2020年全球累计绿色债券发行额达到创纪录的 2695亿美元。中国153个主体发行了218只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金额2221.61亿元，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11.9%，只占同期中国债券余额的0.4%左右。
未来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更完善的绿色金融标准，使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认证能够快速准确界定；二是金融机构应该增强识别绿色项目的能力，提高业务能力，解决辨别项目的绿色程度较弱、造成投资和业务意愿不强的问题；三是绿色金融体系应该进一步创新、发展更多的工具和产品，应对市场需求；四是绿色金融的市场和监管体系需要加快完善，包括对市场准入、项目开放、风险登记、对冲补偿等制度的健全。

三、碳金融：创新交易，强力减排

碳金融主要指与碳排放权交易有关的金融业务，处于法律体系和政策所逐步实现的市场设计。依据2021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碳排放权是指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而碳排放额度是碳排放权的载体，企业可在碳市场中自由交易、转让持有的多余配额并获得一定收益，投资者也可按规定参与碳排放权的买卖交易。
目前，碳排放权市场已正式进入第一个履约周期，有关法律法规对碳排放权采用相对较窄的定义。广义的碳排放权包括碳配额和碳信用：在碳排放配额机制中，政府通过设定上限直接约束重点企业排放额，目标是减少它们的排放总量；在碳信用机制中，政府允许企业基于减排或者创造减少温室气体的项目，从而生成减排量核证，抵消碳排放配额，提高碳吸收总量。碳信用机制最好的应用是CCER（中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2020年国际航空碳抵消与减排计划宣布可用CCER进行抵消，为CCER接轨国际提供了契机。
碳市场可以分成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是指政府与重点排放单位之间的交易，二级市场是指重点排放单位之间或其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易。目前，一级市场碳排放的配额是由政府免费发放的，因此，碳定价的机制体现在二级市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分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地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自2011年以来，北京、天津、上海等八个地区已陆续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但2020年地方交易量只有16亿元。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市场成交价波动大、远低于资产合理价值，2020年北京碳排放均价在80元/吨，上海均价40元/吨，其余各地也都维持在20元— 50元/吨，交易总量也远远达不到可以降低排放成本、减少排放的要求。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推出后，确定了交易模式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的模式，这与其他商品现货交易所建制是一致的，当前确定的交易场所在上海，结算机构在武汉，CCER和国家碳排放配额抵消在同一系统中登记，中国碳金融市场2021年7月已正式面世。除排放权交易之外，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在碳金融衍生品、期货、质押融资领域中都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新金融工具。

中国碳金融的发展，首先，不仅要为重点企业确定排放配额，而且要建立排放源可追溯的机制。只有建立排放源可追溯的机制，才能使交易社会各界的监督行为具有可能性。其次，要培育碳金融交易的基础能力。碳金融交易作为新兴事物涉及很多主体，目前，交易环节、交易方式和交易程序比较复杂，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投资者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应，形成能力需要更久。只有让市场创造更多的交易机会、更多企业参与以高效方式处理碳权、更多投资者通过碳金融交易获利，这一领域才有持续发展的价值。当然，也要避免“一窝蜂”、上得快销声匿迹也快的现象。再次，要进一步丰富碳金融产品。未来要加快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包括期货、衍生品、融资产品等都能够进一步试点推广，引导企业获得适合自己特点和需求的碳金融产品。

四、转型金融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短期内看不到零碳能源成本大幅度降低的可能性，提高传统能源成本的空间也不大。因此，一方面，转型金融的绿色投资（包括风险投资和权益投资）要发挥作用，把更多的资金投在科技、创新零碳、低碳技术，投在能源、制造等突破性领域，使零碳排放成本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适时改变传统能源成本定价，甚至推动兼并整合，最终提高能源综合效率。
转型金融有助于降低绿色溢价，绿色权益投资与可持续信贷两者的业务前景都十分广阔。绿色投资和可持续信贷可以围绕三个主战场发力：驱动能源的清洁化可再生，助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及减排，促进农业科技化和现代化。
第一，驱动清洁能源可再生。世界可再生能源投资额现在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整个发电比重为20%，预计2030年将达到30%。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也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9.3亿千瓦，占总装机的比重达到42.4%，当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29.5%。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我国电力总装机的比例将超过50%。预计可再生能源在全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将达到2/3左右，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的占比将超过50%。
第二，推动制造业转型和减排。在我国制造业中，能源密集型的六大制造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些产业的转型、减排空间和难度都不小。这些行业大多是资金密集型，转型金融如果发挥作用，驱动六大行业实现能源应用转型、减少排放，将是当前面临最大的机遇。
第三，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科技化。传统农业生产和生活习惯不改变，养殖产业、种植堆肥、过量使用氮肥、森林砍伐和燃烧等都会造成复杂的排放问题。转型金融可以积极发力，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和产业振兴，在动植物资源和育种、新科技型营养品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升级和精准农业服务创新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五、权益投资“点绿成金”催生碳中和技术

转型金融最大的价值空间在于，权益金融机构能在多长时间内实现全面战略“转绿”——能够孵化和创造多少碳中和技术，何时能够投入应用？权益金融部门应该明确“点绿成金”的计划和战略，让更多的长期资金投入前沿研发和开创性领域，推动碳减排、零碳技术的革新。
碳减排技术是要降低能源消耗的技术，能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碳减排技术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以及众多技术人员和企业持之以恒地进行商业化改造、规模化使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零碳技术的想象空间更大。在能源转型方面，氢能的前景目前比较看好，它比电动车中使用的锂电池储能密度更高。但是与氢有关的技术还欠成熟，绿氢生产、液化、储存、燃料电池及安全都还有众多问题待解决，多长时间内氢能作为交通主要能源，用上氢能汽车、出现氢能轮船和飞机，还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创新企业前赴后继。不过，科技的未来想象力是无尽的，零碳技术可能出现颠覆性突破。
这样看来，权益金融“点绿成金”成功，是支持绿色经济转型的关键。除风险投资外，股权和并购等金融资本也会关注低碳企业的整合兼并，限制传统能源技术应用，为优秀的绿色企业提供更多金融动力。即使对单纯的市场投资者而言，气候变化关系到长期投资保值，气候变化的影响使投资机构不能通过简单的分散投资或者撤销投资来规避风险。因此，权益金融机构需要尽快主动“转绿”，通过积极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和负责任的投资管理，确定净零目标，把握转型机遇，有机会实现整体投资价值的长期提升。

六、重视数字化减排，弘扬企业家精神

实现碳中和的最终路径必须靠政策、技术和市场三者合力完成：政府出台科学的政策，科研部门提供创新技术，企业家提供市场和商业发展。其中，实体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必须借助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实现减排。同时，必须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技术和产品服务，最终实现低碳绿色的经济发展。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化浪潮给全世界每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同样，数字化转型也为碳减排提供了巨大推力。除去数字化支持金融部门构建碳市场、促进碳交易、核算碳足迹，提高市场效率而产生的补充效益外，数字化减排体现为降低数字产业自身碳排放的直接效益，以及推动其他产业减少碳排放的间接效益。
在直接效益方面，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产业本身对减排和污染防治领域较为重视，在中国数字经济将长期扮演最大、最具潜力的产业地位，特别是智能制造、智能农业和移动智能等领域，减排积极性较高。下一步，如何发展更低能耗的数字产业，更好规划、建设、运行数字城市网络，如何依靠人工智能（AI）提高能耗管理水平，都是未来减排和低碳发展的研究方向。
在间接效益方面，数字化可以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改进能源配置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替代程度，促进传统能源消费效率提升。数字化还可能帮助构建能源互联网和物联网。能源互联网的价值在于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生产者可以更快速、更灵活地开展能源生产和储存，借力全球化数字运营，能源网络（电网）可以降低成本；在传输领域，借力智能化、网络化模式优化输送能力；能源使用者可以创新商业模式，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在能源消费服务的各个方面，可以由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围绕消费端的精准数据及万物互联（IOT），提供一系列绿色节能数字产品和服务，实现能源生产消费全链条的绿色转型。
金融服务实体、投资注入实体的关键都是企业家，企业家群体在双碳转型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创造新的产品和新的技术，推进在零碳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引导长期资本投向改变未来的科技——在实现碳中和问题上，企业的作用最特殊，企业家精神最稀缺、最重要。如果没有企业或企

业家的介入，碳中和就可能只留在口号层面。
当前，“碳中和”的政策、法律制度和发展环境正在完善，新一代企业家应以更强的使命感响应国家号召。低碳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和零碳金融的赋能，为企业进行低碳绿色转型提供了高水准舞台。从企业家角度来看可以“重做一遍”：数字化转型重做一遍是重新界定客户、产品、品牌、渠道和利益相关者，低碳转型重做一遍则要在节能减排、创新产品、推动低碳消费的行动中，开拓新发展道路，做出新商业模式。更关键的是，中国和国际社会目前处于合作的特殊时期，企业家本来就承担着连接本土和国际市场、联通中国和全世界的职责，应该把握国际气候合作的良好主题奋发有为。只有更多的企业家躬身入局，更多转型金融和“零碳金
融”的举措涌现，更多创新颠覆性科技发明出现，更多绿色可持续企业才能得到发展，“双碳”目标和高质量经济发展才能够更快实现。

第一章
碳中和金融分析

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应有贡献。

——李克强总理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化成为全世界面临的最严峻风险之一。碳中和是全球新的价值共识：各国既要快速发展经济，也要建造可持续高韧性社会，尽早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规避温室效应导致生存环境恶化的可能。中国做出“2030年前碳达峰、 2060年前碳中和”的承诺，是人类气候合作领域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思考中，应当研判如何支持绿色转型的责任和实现路径。结合目前业务实践，金融支持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主要有三个作用域：绿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转型金融。只有更多的企业家躬身入局，更多零碳金融的举措涌现，更多颠覆性科技发明出现，更多绿色可持续企业才能得到发展，“双碳”目标和高质量经济才能够更快实现。

一、双碳目标与新发展框架

（一）低碳转型是未来发展路径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由“温室效应”导致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甚至生命健康。在此大背景下，通过可再生能源循环利用、低碳技术创新、制度革新以及产业结构转型等多种手段，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转型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共识。
低碳转型是在生产、加工、运输、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实现低碳化，努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低碳转型的发展，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标准，也是企业和金融机构未来发展的唯一路径。低碳转型发展是人类保护自身健康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改变。走低碳转型发展之路，才能适应全球能源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才能够最终实现能源格局的调整。我国在低碳转型发展方面采取了多项举措，充分反映出社会各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决心，同时表明了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积极负责的态度。从实践来看，低碳转型发展迫在眉睫，亟须从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观念和模式等方面进行改变。

（二）减排要依靠市场机制
面对气候变化的环境挑战，世界各国都在尝试采用各类减排政策工具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强劲的碳价信号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将有助于落实减排措施并实现成本效益。借助碳价信号，引导经济个体减排行为的市场化减排机制，分为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为代表的数量型政策工具和以碳税为代表的价格型政策工具。其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在设定强制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并允许进行碳排放配额交易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碳排放空间资源，为排放实体碳减排提供经济激励。与行政指令以及经济补贴等命令控

制型政策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明确排放主体的减排责任，并且是低成本、可持续的碳减排政策工具。此外，市场化的减排机制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主要手段还包括碳贸易机制和碳税。
碳贸易交易机制是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机制。1997年各缔约国签署
《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灵活的减排机制：排放权贸易机制（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排放权贸易机制是缔约国的发达国家之间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指标，以贸易方式而不是项目合作的方式，直接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

从金融行为角度来看，权益金融是指为了获取其他企业的净资产权利或利益的一种投资方式。权益性金融投资最终形成投资方与被投资方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一般而言，对企业进行投资，投资者就持有了该企业的权益性证券，代表在该企业中享有所有者权益，投资者可以在今后的企业成长过程中汲取利益、行使相应的权利。换言之，投资者进行权益性金融投资，就是为获取对另一企业的控制权、实施对该企业的重大影响，或为了其他中长期的经营目的。长期资本的供给要以股权工具为核心，以中长期债务工具为补充，让权益金融着眼谋求长期回报，从而有效地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透过股权投资和相应的资本安排，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中长期债务融资，如银行增加创新型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最终综合、精准、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而言，首先，要优先服务于技术含量高、适应人才就业形势、提供高质量产品和环境友好的“新实体”企业。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一批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的崛起。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扩大经济总量，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战场。近年来，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仅次于美国，但科研成果产业化转换仍然落后。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是科技创新的主要突破口，为此要创建和完善适合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权益金融必须受到重视，这样才能完善扶持中国科技创新的金融机制，创造多元化协助企业研发创新的金融渠道，通过金融工具真正激发科技人才和创新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在绿色转型低碳发展领域，权益金融部门应该明确“转绿”的计划和战略，让更多的长期资金投入到前沿研发和开创性领域，推动碳减排、零碳技术的革新。“转绿”的风险投资及其投资的创新企业，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会获得商业化的超额奖励和资本市场的成功激励。其中，碳减排技术是降低能源消耗的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如火电厂效率提升、煤改气、能源网络灵活性改造、工业节能、家电节能都是典型案例。碳减排技术需要大量且长期的资金投入，以及众多技术人员和企业持之以恒地进行

商业化改造和规模化使用，才能真正发挥效用。
权益金融成功“转绿”，是支持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除风险投资外，股权和并购等金融资本也会关注低碳企业的整合兼并，限制传统能源技术应用，为优秀的绿色企业提供更多金融动力。即使对单纯的市场投资者而言，气候变化关系到长期投资保值，气候变化的影响使投资机构不能通过简单的分散投资或者撤销投资来规避风险。因此，权益金融机构需要尽快主动“转绿”，通过积极的ESG和负责任投资管理，确定净零目标，把握转型机遇，有机会实现整体投资价值的长期提升。也只有如此，权益金融机构才会督促客户（或者被投资企业）管理气候风险，支持其改变发展战略，改变资本配置，调整技术部署，关注可持续和环保责任，为实现双碳目标持续努力。
产业型投资基金是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权益性金融工具。一是通过产业基金可拓宽融资渠道，并构建多元化的投资主体结构。通过政策和制度的调整，拓宽产业基金的融资渠道，发展民间资本、金融机构、国外资本和政府资金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结构，聚焦于雾霾治理、水环境治理、土壤治理、污染防治、清洁能源、绿化和风沙治理、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利用、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生态保护和气候适应等专项项目。二是可利用外资推动产业基金可持续发展，产业基金的发展不仅可以寻求国内投资，也可以引进外资和国外专业人员，建立产业基金项目库，进一步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等在基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产业基金可针对性支持技术研发创新，把绿色技术创新作为重要的支持领域，促进环保科技产业发展和成果转化，并建立相应的投资激励机制，为绿色发展提供技术创新动力，建立以绿色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融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比主要发达国家的绿色产业基金，尽管各自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效率、污染防治、环境治理测算上有所差异，但是环境污染与保护、能源利用和供给、水资源保护、大气污染、清洁技术都是各地区基金关注的焦点。
为推动产业基金发展，需要建立完善产业基金的制度框架和激励机制，包括完善产业基金制度框架，明确基金的概念界定、资金投向、运作模式、发展目标、监管机制等，明确各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健全绿色发展基金管理机制。健全产业基金的各项内部制度，包括设立合适的风险应急机制、内部管理控制制度、行业发展自律制度、基金筛选机制、风险监控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为社会投融资主体、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部门提供良好的信息，有利于监管的有效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二）普惠与包容性金融
实现“3060目标”的过程中，金融行业必然需要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包容和普惠性金融的发展是另一个重点。
传统金融以投资拉动为主导，以资本效益为中心，以资本回报率为导向，这造成金融资源对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金融服务相对不足；同时也因金融逐利造成了经济的脱实向虚，形成了风险隐患，影响了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类主体提供适当、有效的服务。普惠和包容性金融自2005年由联合国提出以来，一方面强调向欠发达和低收入阶层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则强调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各类主体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随着绿色低碳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尤其是大量的主力年轻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在迅速提升。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重视环境影响的企业拥有较高的社会满意度。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对末端污染的监管力度加大，给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节能减排要求；专注于短期财务回报，忽略环境影响，将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损伤企业信誉。绿色经济带来更多的机遇，金融行业通过完善普惠性金融服务，借助包容性金融手段支持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优先支持附加值高、能耗低的产业，降低绿色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四、可持续金融

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零碳化过程中，不仅要扩大绿色金融份额和碳金融市场，而且要开展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所有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可持续性金融活动——后者是零碳金融的主力战场。
零碳金融与“可持续金融”的关系更为密切。2018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可持续发展融资行动计划》（Action Plan : Fin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9年，欧盟委员会技术专家组（TEG）发布了《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EU Taxonomy）。可持续金融即为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做出的一系列金融活动。与绿色金融相比，可持续金融发展的主要前提是低碳和碳中和背景。但是，绿色金融包括保护环境空气和气候、废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理、土壤及地下水的保护和恢复、减少噪声及震
动、生物多样性及自然景观保护、放射性污染物的处理等。2010年10月，日本金融研究院发布了《转型金融指引》。2020年12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发布了《气候转型金融手册》，为转型债券发行提供了指导，并提出了发行人对其气候转型战略进行披露等相关要求。
转型金融实质上是气候转型金融，是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做出的金融市场调整。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碳交易市场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需要建立健康、规范的金融保障体系。转型金融是随着碳中和这一背景发展而提出来的，对其的界定未达成一致，研究也刚起步。在碳中和背景下，转型金融的发展迎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更好与碳中和结合的挑战。

1. 机遇
实现碳中和未来30年我国需要新增136万亿人民币的绿色低碳投资，[1]这给绿色低碳投资和金融带来了机遇。在能源方面，碳中和最核心的是能源零碳化，未来能源几乎都会由可再生能源组成。在交通方面，电动车将取代燃油车，未来还有氢能车，海洋运输、航空也需要零碳化。此外，我们每年几十万亿建筑相关的投资依然投在高碳建筑。未来的建筑业，短期来讲应该是低碳的，长期要变成零碳，其投资数量非常巨大。工业从能源绿色化、节能、物料等角度，都需要大量革新和绿色科技创新才可能实现

工业的“零碳”。最后碳回收和固碳也是非常重要的板块，目前主要是靠林业进行固碳，可持续农业及海洋项目也会有所贡献。所以，我们在能源、交通、建筑、工业和林业等领域，都有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商业机会。

2. 挑战
金融界要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或者说碳中和所带来的转型风险。气候变化领域有两大风险：一类是物理风险，一类是转型风险。物理风险是指如果不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过多，气温大幅上涨，未来海平面上升将导致全世界沿海地区的大量物业和其他资产被淹没，也会导致更加高频和更加强烈的多种自然灾害，包括飓风、台风、火灾、水灾等，从而带来巨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但是，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积极推进碳中和，能源和经济的低碳转型就会很快。在碳中和背景下，未来 30多年中，几乎所有的传统、高碳能源都可能会消失，几乎所有的高碳产业和企业也都会消失。如果不积极采用低碳、零碳技术进行转型，这些高碳产业和企业都将面临生存危机。
金融机构要对气候转型风险的理解和估算引起重视。如果股权投资者在这些高碳产业和企业中拥有股份，且这些企业不进行转型，那么未来这些股权的估值将很可能变得很小甚至为零。如果银行贷款给高碳企业，且这些企业不转型，那么一些长期贷款就会变成坏账。清华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套气候转型风险模型，对包括煤电、石油以及重工业（包括水泥、钢铁行业）等几个领域进行分析。据对煤电行业的分析，如果继续给煤电企业进行贷款，这些贷款违约的概率会从现在的3%左右上升到十年之后的 22%以上。在高碳领域会出现很多金融风险，因此，金融机构、投资者需要识别，需要预判，需要采取措施来防范。
在气候风险评估和防范方面，国内已经有几家金融机构做了关于气候和环境因素相关的金融风险模型。国际上，以欧洲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也做了许多相关研究。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都应该研究这些分析工具，并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减少高碳风险敞口和推动高碳资产向低碳转型的办法。

注释：
[1] 解振华，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1北京峰会上的讲话。

五、零碳金融应重视发展转型

金融体系以及监管部门为满足碳中和所带来的金融需求，在转型金融过程中更好地防范相关风险，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标准、环境信息披露，强化对低碳投融资的激励机制以及在产品方面进行更多的创新。

（一）完善绿色标准
绿色金融的标准制定，应以碳中和作为主要目标和约束条件，完善这一标准则为转型金融发展提供了参考系。如果某个项目能满足一类环境目标，却同时损害了另一类环境目标，应当从绿色金融标准中删去，如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新一版《绿色债券目录》（征求意见稿）已经删除了清洁煤之类的高碳项目。其他的绿色金融标准，包括绿色信贷标准、绿色产业投资目录等，也应该按照这个思路进一步改进。

（二）披露环境信息
要完整披露企业碳核算，让金融机构知道哪些经济活动和项目是高碳的，为投资人寻找低碳项目提供支持。此外，监管部门要强化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要求，包括对上市公司、发债企业，甚至未上市的公司、中小企业等都要逐步建立强制性的碳、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同时，金融机构也要披露碳、气候相关信息。
从银行的角度要明确贷款所支持项目的碳排放和碳足迹，而且要制定规划把碳足迹降下来，最后降低到零，以实现碳中和。因此，银行碳足迹的计算和披露也非常重要，未来也应该变成强制性的监管要求。此外，还要披露银行和投资机构所持有的棕色资产信息，以防范这些资产产生的风险。高碳资产未来可能变成坏账，不知道可能变成坏账的资产有多少，就意味着这个金融机构不了解这些风险，也不可能管理好这些风险。因此，棕色资产的总量和所占比重等信息必须得计算和披露。这方面面临的短期

挑战是监管部门要明确棕色资产的定义，使金融机构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披露。

（三）激励低碳投融资
绿色金融的激励机制包括再贷款、地方担保、贴息等，但力度小，覆盖面窄。央行应当设立更大规模的专门支持低碳项目的再贷款机制，以降低绿色低碳项目的融资成本。此外，要开始着手研究降低绿色风险资产权重和提高棕色资产风险权重的激励机制。假设可以降低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则对所有绿色贷款提供了低成本的激励机制。若提升棕色高碳资产的风险权重，则增加这类贷款的融资成本，结合其变化情况，引导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调整对这些项目的支持力度。信贷和债券产品可以考虑和碳足迹挂钩。如果主体碳足迹下降快，利率随之降低；如果降得慢或者上升，则利率就随之上升，持续引导企业减碳形成激励机制。这样，转型金融就能成为支持减碳，同时防范金融和社会风险的创新工具。

第四章碳金融

文明的典型标志就是通过一系列规则驱动宝贵的有限资源逐渐流向好人手中。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美国经济学家

当前各界对碳金融、碳交易及碳市场的关注上升到新高度。自1997 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明确以市场化手段作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视为一种商品，交易过程简称为碳交易
（Carbon Trading），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场（Carbon Market）。市场手段配置资源的方式一般来说更为有效、灵活，并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信息的反馈和传导，促进技术创新，实现优胜劣汰等。因此，碳市场的建设也被普遍认为是碳减排的主要手段及重要载体。

一、碳排放权交易

（一）交易标的
碳交易的标的可分为碳配额和碳信用两大类。目前碳交易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是碳配额、核证减排单位、减排单位（ERU）、自愿减排量
（VER）、清除单位（RMU）。后四者都是信用类标的。
碳排放权配额。以欧盟碳配额为例，当前市场上交易的欧盟碳配额
（EU Allowance, EUA）一部分是免费分配，一部分是拍卖所得。EUA通常采用标准化合约的形式，逐日交割，并采用实物交割的方式。EUA拍卖合约中，1份合约为1单位EUA，等于1吨二氧化碳，最小拍卖量为500份，即500份二氧化碳。
碳核证减排单位。核证减排单位（CER）是基于CDM项目所签发的碳减排单位，每单位核证减排量相当于减排1吨二氧化碳当量，可用于兑现
《京都议定书》附录I所列国家的减排承诺或者作为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的交易单位，可在交易所二级市场中交易。与EUA类似，CER也采用标准化合约的形式，逐日交割，并采用实物交割的方式。
减排单位。减排单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 ERU）是基于联合国履约机制所签发的碳减排单位，每单位核证减排量相当于减排1吨二氧化碳当量，可用于兑现《京都议定书》附录I所列国家的减排承诺或者作为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的交易单位，可在交易所级市场中交易。附件I国家在监督委员会监督下，可获得或转让ERU。其与CER不同，减排单位（ERU）的履约主体是具有减排任务的发达国家。
自愿减排量。自愿减排量（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 VER）是指自愿减排项目签发的减排信用，同时也包括正在等候联合国执行理事会注册或签发的、尚未取得CER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减排信用额度，即隶属于CDM体系之外的项目。随着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减排项目的有效性、持续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碳交易市场的买方越来越关注诸如沼
气、垃圾填埋气及可再生能源等减排项目。但由于清洁能源机制以及政府指令促进低碳发展的局限性，以及调动公众减排责任心和利他心理，一个

全新的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VER预备市场”应运而生。
清除单位。清除单位（Removal Unit, RMU）是一种可交易的碳信用额或“京都单位”（Kyoto Unit），其代表《京都议定书》附录I所列国家通过碳汇活动吸收1吨温室气体排放而获得的许可。

（二）商品与金融属性
稀缺性是物品成为商品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政府施加的外部强制是碳排放权成为商品的决定性因素。首先，现阶段国际碳排放权市场的主流模式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下的强制减排市场，该模式下碳配额总量根据各国减排目标预先设定，使企业原来毫无约束的排放权受到排放总量限制而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稀缺性。其次，从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属性来看，碳排放权是为了达到减排目的而人为创设的一种权利，它并非凭空产生，创设这项权利和构建相关配套机制需付出较多劳动，它和知识产权等无形商品一样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碳排放权的价值也由此得以体现。碳排放权的使用价值表现为拥有碳排放权的控排企业可以向大气中排放一定数量的温室气体，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利用碳配额来履约等也使之具备了一定的使用价值。因此，碳排放权符合商品属性。
此外，碳排放权还具有金融属性，这与石油的金融属性相类似。石油具有金融产品的特点，并在市场中作为金融产品体现出相应的功能与作用。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首先体现在其具有资产性。根据会计准则，资产是指企业过去交易或积累形成的，或拥有或控制或预期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换言之，公司或个人拥有的具有交换价值或商业价值的东西谓之资产。碳市场建立之后，控排企业通过买卖碳排放权获利，此时碳排放权的资产性得以体现。其次，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流动性和可储存性等特点，能为持有者提供保值、增值和资金融通等功能。同时，随着碳排放权市场的迅速发展，政策风险、法律风险、项目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类交易风险相继出现，由此催生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这类用于防范风险或投资增值的碳交易也表现出显著的金融属性。

碳中和研究报告库
二、主要规则

（一）交易制度
碳市场交易制度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另一类是基线减排与信用交易制度。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是由管理当局设定总体排放量上限，并转化为一定量配额，根据成员企业情况的不同对配额进行分配，成员企业可将减排后多余的配额卖出或购入配额进行履约，由此形成配额交易市场。基线减排与信用制度是管理当局为特定项目设定减排基准线，该基准线是在尚未实施该项目时的合理估计排放量，项目减排后的排放量低于基准线的部分可通过相关机构核证，产生核证减排单位，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并用于履约，由此形成项目交易市场。一般而言，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适用于强制碳交易体系，而基线减排与信用制度适用于自愿碳交易体系。

1. 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
在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下，碳交易流程大致分为总量设定、配额发放、交易、监控与遵约五个步骤。与之相对应，碳交易市场制度的设计需要考虑总量限制机制、配额发放机制、交易机制、监测报告核证机制、遵约机制以及起辅助作用的柔性机制，其框架如图4.1所示。
总量限制机制主要确定减排目标，进而确定配额的发放总量。减排目标和配额总量的大小需根据各实体情况而定，需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行业竞争力与企业承受能力，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性因素，即政府的政治意愿和政府如何预测实施减排对其重大战略布局的影响程度。在政治因素的主导下，目标和总量的设置可以根据国际义务来设置或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减排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

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

配额发放机制包括无偿发放及有偿发放两种。无偿发放是由管理当局按既定分配标准向企业无偿发放碳配额，企业无须支付费用即可获得配额。这种方式实际上增加了企业的资产，容易被企业所接受。该方式简单易行，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并且能提高企业积极性，所以在交易体系成立初期被普遍采用。但该方式违反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损害市场效率，可能出现分配不公，滋生权力寻租。另外，由于排放越多配额越多，该方式带来“逆向选择”问题，即产能低、排放量高、治理成本高、减排能力低的企业反而获得更多的配额，从而扭曲资源配置，降低减排效率。有偿发放可分为固定价格出售和拍卖。固定价格出售的定价机制价格单一，未能兼顾不同企业的需求，因而较为少见。

2. 基准线减排与信用制度
在基线减排与信用制度下，由减排项目产生的碳信用有两种使用途径：一种是进入自愿减排交易体系作为交易机制的主要交易对象，即自愿减排信用；另一种是进入强制减排交易体系作为抵消机制的辅助交易对象，例如CDM项目下产生的核证减排单位，但两种用途的最终目的都是抵消碳排放。无论碳信用如何使用，其产生、交易和注销机制是类似的。在基线减排与信用制度下，碳交易流程可大致分为项目开发、碳信用核准与签发、登记、交易和注销五个步骤。与之相对应，碳交易市场制度的设计需要考虑项目开发机制、核准签发机制、登记机制、交易机制、注销机制。

项目开发需经过项目识别、项目设计、项目审批、项目注册、项目实施与监测等流程。具体而言，包括宣布项目参与方进行项目筛选和可行性分析、项目设计书制作、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或所在国主管机构审核等过程。在项目开发机制中，关键的问题是基准线的设定和额外性的论证。基准线是指在不开展该项目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合理假设水平，其设定方法为现实或历史排放量法、代表性技术方法以及同等情况类似项目法。基准线的确定是额外性的认定基础，额外性要求是指项目排放应低于基准线排放，意味着没有核准减排单位的收益，同时该项目不会存在投资价值。
自愿减排体系的交易过程包括碳信用的创建、注册、跟踪、交易、交割和结算。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曾是唯一一个碳信用的交易平台，但交易体系是自愿加入、强制减排的体系，交易的产品是标准化的碳金融工具，既可以是基于配额的信用，也可以是符合交易所自身标准并登记的信用。随着自愿抵消机制以及第三方登记系统的陆续推出，碳信用交易平台日益增多，很多交易所开始兼容或专门开展碳信用交易，并且发展较为迅速。

（二）市场主体
随着碳交易体系的扩大和日渐成熟，市场参与者的队伍日益壮大。按照参与者地位划分，市场参与者可分为市场主体和辅助参与者。市场主体一般是指买卖双方，不同交易市场的市场主体有所区别；辅助参与者是促成买卖双方交易的参与者，如经纪人、中间商、清算机构、评级机构、咨询部门等。按照参与者性质来划分，市场参与者可分为机构参与者和个人参与者。按照市场性质来划分，市场参与者可分为一级市场参与者和二级市场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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